所谓收入倍增计划，却在经济总量增长可能下降的同时提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因此难以实现有些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通过增量解决存量问题，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收入再分配。以往很多年，中国的增长虽然很快，但利益集团拿的多，普通劳动者拿得少。我在《保卫人民币》一书中详细地算过账，比如8亿农民，虽然生活状况也有明显改善，可是距离城里人差得多，距离高收入的城里人差的更多。因此说，正是高增长掩盖了对底层老百姓的剥夺。现在要改变这种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状况，但可以腾挪的空间将非常有限，搞不好，就会大乱。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各地演讲时都强调目前不适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因——天下大乱之后，受伤最重的还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提出收入倍增计划，目前能做的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让中国社会十几年来已经形成巨大财富“黑洞”不再扩大。比如说，我给很多媒体投稿都谈到严格管理官员公款消费，减少公款补助官员出国旅游以及公车费用，但没有一家媒体敢登，这就是“叶公好龙”，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连最起码的改革都难以进行。
